【ESG真心话】济安金信创始人杨健：ESG评级不是盈利工具

（原标题：【ESG真心话】济安金信创始人杨健：ESG评级不是盈利工具）

在济安金信创始人杨健看来，如果将ESG评级看作一种盈利工具，本身方向就存在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济安金信成立于2001年，曾承担多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重大应用项目，旗下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是国内具有公开评级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证券投资基金评价机构，已在中国证监会和中国基金业协会正式备案。

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曾参与财政部、证监会等多部门的相关项目与ESG政策研讨，亦是济安金信基金评级体系、中国企业年金指数与腾讯济安价值100指数（000847) 创始人。

杨健认为，至今ESG投资仍未真正形成闭环。尽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ESG表现，但将这些因素有效整合到投资决策中的工具和方法仍然匮乏。市场上缺少经过实证验证的ESG投资产品和工具，这使得ESG评级的实际应用受到限制。

举例来看，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推动ESG实践会面临资源和能力上的限制。杨健表示，下一步，这类企业的ESG工作核心在于务实、量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必追求大而全的ESG披露，而是优先聚焦于企业核心业务相关的关键领域。例如，环境方面可以披露能源使用和排放数据，社会方面可以关注员工福利和劳动条件，治理方面则可展示管理架构和合规管理的具体措施等。

（济安金信创始人杨健 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网：你提到ESG概念在中国有三重逻辑、两种误区，能否详细阐述一下这三重逻辑和两种误区分别是什么？

杨健：三重逻辑中的第一重逻辑，是指信息披露的刚性要求。

ESG的第一重逻辑是关于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当前，许多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提出了刚性要求，目的在于提高透明度。然而，这类要求有时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倾向，过度强调披露范围和数量，忽视了信息的质量和实用性。部分情况下，信息披露被视为政绩工程，要求企业披露不切实际或难以操作的内容。

第二重逻辑是咨询服务的商业化误区。

第二重逻辑体现在一些企业为了迎合外部需求，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撰写ESG报告。这些报告往往缺乏深度分析，使得ESG披露流于表面。这种商业化逻辑使得ESG报告成为部分机构盈利的手段，偏离了ESG的初衷，弱化了报告公信力和实际价值。

第三重逻辑是独立评级的必要性。

目前，市场上仍缺乏真正独立、公正、透明的ESG评级体系，这是当前中国ESG发展的关键空白。真正有效的ESG评级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完成，以确保评级的客观性和公信力。

两种误区中的第一种误区，是对“G”（Governance）的理解偏差。

许多人将其简单翻译为“公司治理”，实际上，Governance更准确的含义是“督导机制”。这一误解源于早期翻译中的局限性。

督导机制并非仅仅是公司内部的治理，而是企业与外部环境、利益相关方之间关系的综合体现。

例如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如果企业存在偷税漏税行为，无论是故意还是疏忽，都会直接破坏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再例如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一些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银行资金，导致银行资产损失甚至金融机构破产。这种行为不仅危害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也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

还有企业与供应链的关系。以日本的“零库存”理论为例，大企业将自身的财务压力转嫁到供应链中的小企业，导致后者承担不合理的库存成本。这种行为显然不道德，也不利于供应链的整体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例如高税率问题对企业生存形成了巨大挑战。税务问题并不仅仅是企业责任的问题，还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问题。如果企业负担过重，势必导致其被迫采取规避行为。

相比之下，在美国，一些企业家公开表示“通过聪明手段避税”是一种能力，但在中国，这种行为会被税务机关严厉追责。

中国市场中“大股东侵占”现象严重，例如大股东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占公司资金，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归入信息披露的范畴，也涉及与投资者关系的管理。

第二个误区是对“S”的简单化理解。

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S）方面的定位与普通公司不同，不仅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还要承担作为投资标的的责任。上市公司吸引了广泛的公众股东，关系到无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公司高管却缺乏对这一责任的深刻认识，甚至表示“股票涨跌与我无关”。这种态度严重违背了上市公司应有的社会责任。

经济观察网：国内ESG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您认为国内ESG评级市场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吗？为什么？济安金信在这个市场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杨健：我不认为ESG评级应该被视为一个市场。这是一种社会的需求和责任，而非商业活动。

如果将ESG评级看作一种盈利工具，本身方向就存在问题。

以济安金信正在做的上市公司ESG评级报告为例，这些报告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力评级报告、审计稽查报告、投资评级报告以及ESG-V（V维度指企业价值，用来填补传统ESG评级与投资决策之间的空白）评级报告等。核心基于ESG的本质逻辑，通过科学的评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迎合市场热潮。

济安金信的ESG-V评级体系中的“V”维度，将企业价值融入ESG评级，构建从评级到投资的闭环。

ESG概念最初源于投资者对社会责任的关注，但至今ESG投资仍未真正形成闭环。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ESG表现，但将这些因素有效整合到投资决策中的工具和方法仍然匮乏。市场上缺少经过实证验证的ESG投资产品和工具，这使得ESG评级的实际应用受到限制。

其实，ESG评级本身是一种从不同视角进行的多维度评价，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的标准。

评估中数据和信息的质量至关重要，需要动态更新上市公司的实时数据和信息，确保评级过程基于最新的情况，从而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表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在全球产业链中多处于上游位置。上游企业通常是资源密集型行业，例如采矿、能源和化工等，其在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环节中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在环境污染治理和碳减排方面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这种角色决定了这些企业在环境（E）维度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相较之下，下游企业的环境压力则相对较小。

以消费品行业为例，下游企业更多专注于供应链管理、绿色采购以及末端消费环节的环保措施，不直接涉及大规模资源开采或初级生产环节。因此，这些企业在环境指标上的负担较轻，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企业在ESG评级中需要根据其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和责任进行差异化评价，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经济观察网：ESG评级指标应该如何调整，才能精准应对当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痛点问题，直面当前中国ESG领域的真问题？

杨健：ESG评级应重点关注企业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

依旧以济安金信为例，其在评级指标调整中采用了一种基于“短板原理”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时监测企业在各指标中的表现，并对表现较弱的部分赋予更高权重，从而突出企业的关键短板。

如果企业在规模实力方面表现欠佳，算法会自动识别并对该指标加权。如果企业在偿债能力或社会责任方面存在不足，系统会动态调整权重，以确保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的核心问题。

这种动态调整机制能反映企业问题，并适应不同企业的特定情况，使评级更具针对性。

通过上述智能化过程，评级结果不仅更科学，还能有效避免传统方法的主观性和僵化性。通过科技创新和动态调整机制的结合，能够解决传统评级方法中无法反映企业特定问题的缺陷。

经济观察网：下一步，应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评级体系，例如如何解决国内ESG指标体系评价过程不透明、指标设定偏定性、评价方法偏主观等现实问题？

杨健：在环境（E）维度，评级以可获得的数据为依据，涵盖公开披露的信息、行业报告、公司公告、政府数据、媒体信息等多个来源，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评价内容应涵盖气候变化、资源利用、污染与废弃物、环境机遇与管理等主题，并细分为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碳排放、清洁技术等多个议题。

在技术上，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监管公告和企业披露中提取违规与违约信息，对相关企业给予扣分处理，从而提高评级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在社会（S）维度，应重点关注公司财报、行业报告、公开信息等，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和可信性。社会责任的评价涵盖劳动关系与人权、消费者保护、信息披露质量等多个议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取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不足之处，例如财务欺诈或劳动纠纷，并在评级中进行合理扣分，强化对社会责任的量化监督。

在治理（G）维度，应对企业治理结构、税务透明性、偿债能力及风险管理等指标进行全面评估。

经济观察网：在全球范围内，ESG评级标准和体系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在这一趋势中应如何定位和发力，以提升国际话语权？

杨健：全球ESG评级标准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在最初阶段，ESG标准的制定主要由企业和行业协会主导，标准较为分散且缺乏统一性。随着ESG理念的普及，独立的第三方指数公司（如MSCI、FTSE Russell）逐渐成为主导力量。这些机构推出了一系列评级工具和指数，推动了ESG评级的标准化与全球化。

目前，ESG评级正逐步从企业责任评价（如ERP评级）向“负社会责任投资”（SRI）方向转型，机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正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力量。通过排除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资本正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领域流动。

ESG评级的目的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但不应演变成对企业的道德绑架。例如，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过度的公益责任会损害股东利益。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资产属于全体股东，是公众财富，不能随意用于非必要的慈善支出。

适度的公益行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可能偏离企业的核心任务。正如一家公司的管家不应擅自将家产用于外部用途一样，企业也不能“慷股东之慨”。

相反，ESG评级应更多地关注企业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的环保合规和社会责任履行，而非额外施压。

经济观察网：如何看待国际评级机构的局限性？比如国际评级机构往往忽视中国企业创造的本土价值，难以理解中国企业的社会价值。

杨健：ESG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并不均衡。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已进入后工业时代，拥有较为成熟的环保科技产业体系和完善的ESG评估体系。企业和社会对ESG的理解和实践较为深入，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手段也已形成闭环。

相比之下，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面临发展不平衡、资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尽管近年来中国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整体实践和认知仍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主流的ESG评级体系往往难以充分理解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忽视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中的独特角色，难以全面衡量其对产业链的贡献。缺乏对中国供应链一致性逻辑的深入考量，导致评价结果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运作情况。在国际化的横向可比性上存在不足，部分数据和评价标准难以适配中国的实际情况。

此外，国际评级机构在数据挖掘和分析的深度上对中国市场的掌握也显得不足。例如，中国企业的数据披露机制与欧美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国际评级方法难以直接适用。针对这一现状，中国亟须构建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ESG评估标准，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级体系来全面、公正地衡量中国企业的ESG表现。

经济观察网：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开展ESG工作可能会面临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有哪些建议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开展ESG实践？

杨健：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推动ESG实践的确会面临资源和能力上的限制。然而，ESG工作的核心在于务实推进、量力而行，并逐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下是针对中小企业开展ESG工作的几点建议。

中小企业可以将信息披露作为开展ESG工作的首要任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必追求大而全的ESG披露，而是优先聚焦于企业核心业务相关的关键领域。例如，环境方面可以披露能源使用和排放数据，社会方面可以关注员工福利和劳动条件，治理方面则可展示管理架构和合规管理的具体措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完善信息披露体系，既能提升企业的透明度，又能增强利益相关方的信任感。

中小企业在开展ESG工作时，需结合自身的资源条件，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与其追求短期内大规模实施复杂的ESG策略，不如专注于少数重点领域。例如，制造企业可以从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入手，而服务企业则可以关注员工培训和客户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实现ESG目标，既不会对企业运营造成过大压力，也能为未来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开展ESG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融入企业的长期战略。因此，中小企业在推进过程中，要明确ESG工作的最终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企业带来长远的竞争优势。例如，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实施节能减排措施，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提高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中小企业还可以参考同行或领先企业的ESG实践经验，从中吸取灵感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创新。通过对标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从而避免资源浪费或方向偏离。

经济观察网：从政策角度来看，你最关注监管部门的哪些和ESG评级相关的政策，为什么？从中感受到了哪些信号？

杨健：目前，我们最关注的是 ESG信息披露强制化和标准化相关的政策、绿色金融支持政策以及推动建立独立第三方评级体系的政策导向。这些政策对ESG评级的发展起到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也是行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在ESG信息披露强制化和标准化层面，证监会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逐步适应强制披露的要求，这一政策方向为ESG评级提供了更多透明和可靠的数据支撑。

在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层面，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出台的《绿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支持资本市场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涉及绿色债券发行、可持续金融工具等方面，为ESG评级拓展了应用场景。

在独立第三方评级体系层面，政策多次强调本土化的评级体系建设，以解决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脱节的问题，进一步推动评级体系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

这些政策直接关系到ESG评级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从上述政策中可以感受到以下三点重要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政策将继续引导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略。

ESG评级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政策导向明确了资本市场在“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角色。

第二个信号是，标准化与透明度将成为未来核心趋势。信息披露强制化、绿色金融标准化等政策信号表明，监管部门正在努力解决ESG领域长期存在的透明度不足和评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为ESG评级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信号是，本土化将与国际化进一步结合。

政策强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评级体系，同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这表明中国在推动ESG评级标准和实践的同时，也在寻求提升国际话语权，力求在全球ESG评级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经济观察网：对比来看，国内ESG评级体系与国际标准的差异和联系是什么？如何看待如今国内ESG评级体系与国际标准的结合？

杨健：国际ESG评级体系对信息披露的要求通常较为严格，注重披露的完整性和透明性。例如，欧美地区的上市公司多采用标准化披露框架，如全球报告倡议（GRI）和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的要求，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而国内企业的信息披露机制尚在完善中，披露范围和深度参差不齐，部分企业存在信息披露不足或不规范的现象。

从调查数据层面来看，国际评级机构往往依赖全球公开数据和第三方调查结果，这些数据覆盖范围广且易于横向比较。但国内企业的行业特性和数据来源相对多样，特别是在部分行业中，关键数据并未完全公开化，甚至缺乏行业级的统一统计，使得国际评级体系难以准确捕捉国内企业的真实表现。

从评价指标层面来看，国际ESG评级体系通常强调全球通用指标，而忽略了本地化特性。例如，在环境（E）维度中，国际体系对碳排放数据有明确要求，而中国部分企业的相关数据披露尚不全面。此外，社会（S）维度中，国内企业在人权、性别平等等议题上的重点与国际标准有所不同。治理（G）维度方面，国际体系更注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而国内更关注企业与政府、银行及上下游关系中的督导机制。

从相同指标权重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相同的评价指标，国内与国际评级体系在权重分配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国际评级中，碳排放等环境指标往往占据较大比重，而国内评级则可能更倾向于平衡环境、社会、治理三方面的权重，以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

从披露方式来看，国际评级机构注重以数字化、标准化的形式披露ESG绩效，例如通过第三方验证的报告或在线数据库。而国内企业的ESG披露形式则更为多样化，部分企业倾向于通过企业官网、社会责任报告等方式进行披露，规范性和一致性较国际标准略有不足。

再从披露后影响力差异来看，在国际市场，ESG评级结果对企业融资成本、投资者信心等方面的影响较为直接。而在中国，尽管ESG评级正逐渐受到重视，但其市场化程度和实际影响力相较国际市场仍有差距。

经济观察网：下一步，国内ESG评级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机遇是什么？

杨健：从目前国内ESG评级市场的现状来看，所谓的发展方向和机遇并不是当前讨论的重点。ESG评级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行业发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在这样的背景下，并不需要过多的评级机构来耗费社会资源。关键在于，现有的评级机构是否能够秉持初心，以善念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非将其简单视为逐利工具。

ESG评级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方面的改进，而非成为盈利的手段。如果评级机构将其视为商业工具，反而可能违背ESG的初衷。

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是否可以为ESG评级机构本身进行一次ESG评级？这样的实践不仅能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也能让评级机构更好地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创造能力。

未来的重点在于，如何确保现有的评级机构能够以公正、透明和专业为原则，专注于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可靠的评级服务。同时，对评级机构自身的责任与表现进行监督和评估，也可以帮助整个行业提升信任度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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