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一席谈――从重读中国史到重读世界史

（原标题：文化中国一席谈――从重读中国史到重读世界史）

从中国史来往世界史去

《文化的江山》一书，初版于2009年，分为上、下两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的副标题是“重读中国史”。

因此，这两卷的内容，主要还是“中国史”，重点放在“重读”上。如何“重读”中国的历史？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反思史学”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时，我们作为南开学子，通过思想史的学习，从“反思史学”中成长起来，在思想里，难免打上这个问题的烙印。

“反思史学”有两本代表作，一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还有一本是《中国的王权主义》。这两本，都是我们跟着刘泽华师学习时，曾经亲聆，并眼见其出版的，其中有些问题，我们还参与过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发现，在“反思”的语境里，“重读”中国历史，读到最后，终于还是难逃“中国的王权主义”。

何以如此？因为即使批判“王权主义”，也不得不采取对“王权主义”的陈述，依靠批判性的陈述，依然会局限在“王权主义”的逻辑闭环里，必须有建设性的陈述，才能从“王权主义”的语境沦陷中救赎中国的历史。马克思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跟着泽华师批判“中国的王权主义”，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存在着“两个中国”。

一个是“王朝中国”，也就是二十五史里的那个中国，表现为朝代，一朝一代，短则十来年，长则二、三百年，在改朝换代中，一治一乱，循环不已，此正所谓“开卷不知有王权，读尽史书亦枉然”，而“知有王权”，则不可不读《中国的王权主义》。

还有一个中国，那就是“文化中国”，它的主体，不是王朝，而是文化，其载体，并非朝代，而是江山，也就是说，它以文化为主体，以江山为载体，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江山”。

如果说，在历史的进程中，王朝中国的改变，主要表现为改朝换代，那么，文化中国呢？则表现为文艺复兴，历史的进步，历数千年，通过一次又一次文艺复兴运动表现出来。

于是，我们从文化中国的视角，用文艺复兴的眼光，对中国历史进行重读，读出了文化中国的士人的文化个体性，以及从中国历史里生长起来的书生意气，在历史里诗意的栖居。

接下来，从2009年到2019年，用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开始了第二次“重读”，这一次，我们接着“重读中国史”，进入“重读世界史”，因为，我们发现，文化中国从史前到现代，都是在全球化中成长起来，参与了从彩陶文化到工业文明的全时段的历史性的建构，一万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唯有中国，能一以贯之。

从史前文明到文明古国，世界出现了好几个文明起源地，从东亚到南亚到西亚到北非，然后延伸到地中海沿岸，五千年过去了，那些在文明起源地崛起的文明古国，独有中国依然屹立。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它们早已丧失了历史性，更遑论什么现代性了，它们只能作为考古学意义的历史文物而存在，古印度亦然，自被雅利安人征服以来，就打破了文明的原生态，原住民哈拉帕人及其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印第安化”。

“二希”文明，接踵而来，那又如何呢？于今观之，古希腊人，其思想和文化还在，在历史的进程中，仍可见其“现代性”，但它却早已是族非其人、国非其国了，至于欧洲人号称“我们都是希腊人”，那也只是文化认同，不过自嗨而已，即非血缘认同，亦非国家认同。而希伯来人呢？其国虽亡，然其族尚在，其教犹存，故其屡欲复兴，折腾千余年，但终未能走出“出埃及记”的宿命。

放眼世界，纵览古今，称得上“千秋万代”的，唯有一国，那就是中国，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到二百年前的工业革命，不但在农业革命中先拔头筹，而且在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如此国家，只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此乃天选国。

苍天有眼，独留一国，作为人类历史全过程的见证，若非天选，焉能在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里，发出为天下先的文明初曙之光，又能于轴心期的理性时代，以诸子百家的漫天星辉同古希腊哲人们的灵魂闪烁交辉相映，且以人同此心而遥相呼应？

我们今天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期，是迄今为止的所谓“现代性”的生生不息的源泉，今人面对未来，难以确定，却必做选择时，往往回到轴心期，先做一道历史的作业题——从古代的思想资源里去寻找“现代性”的先知，即“通古今之变”。

例如，当近代国家兴起时，如何在新兴的国家观念里确立个人权利？于是，从古希腊人那里找到了“原子”，原子不可分割，成为永恒的独立个体，其于宇宙，堪称本体，其于国家，则为国体，其自发的偏斜运动，便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源头，进入到量子力学中，岂不也可以作为“测不准原理”的一个思想来源？

还有，莱布尼茨受了中国《易经》的启示，发明了数学的“二进位制”，并以之演《易》，不但开启了后来的计算机的算法原理，而且开显了《易经》卦爻蕴含的“现代性”迷思。

诸如此类，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就一句话，凡是被轴心期的理性之光照耀过的民族，皆为天选之族。“二希”文明和中华民族，同为一时之选，可而今，一个族已不在，一个国已不存，唯我中华，天行健，自强不息，保国保种，以至于今。

不是还有印度吗？我们为什么不提起印度呢？

是的，轴心期的理性之光亦曾莅临过印度，但它却被基于国家信仰的婆罗门教以种姓制度优越不可冒犯而拒绝。

为追求众生平等，佛教出走东土，也就是说，在印度出现的理性之光，未能取代婆罗门教，而普照全印度，在经历了孔雀王朝和贵霜王朝两个朝代的短暂辉煌后，便黯然出走了。

先至健陀罗，来与希腊化世界融合，不但以阿波罗为原型，再造佛陀，而且佛法中已经含有了希腊化的逻辑与哲学，以此向东，弘扬佛法，还将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带到了中国。

它来中国，来与理性之光——儒、道思想融合，先以老子化胡起了个“融合”的话头，继以庄禅合流，形成中国化的佛道同构，终于，儒道佛“三教合一”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于是，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场景——佛法东传和华僧西行，且以敦煌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

文化中国的三次文艺复兴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比较大的文艺复兴。

第一次从周公开始，由孔子完成，那是轴心期在中国进行的一次理性革命，出现了以“周孔之教”为标志的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互动的文明样式，由文化认同形成中国。

第二次文艺复兴，便是通过佛化东土，将希腊化世界同汉家天下连接起来，蒙宠理性之光的天选之族，在中国汉唐盛世的西域里和平集结，异教之间，各得其所，没有如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只有文明的融合，以之发展了文化中国。

如果说第一次文艺复兴，由我国族于周秦之间自发于中原，第二次文艺复兴，起于汉唐盛世以佛法通西域，经由河西走廊和天山走廊，开辟出一条以敦煌为中心以丝绸为纽带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长廊——丝绸之路，那么第三次，就回到江南，回到了丝瓷茶的原产地——从庐山到会稽山和天台山的诗意空间。

宋明以来，是丝瓷茶，而非儒道释，成为了令世界着迷并为之倾倒的“中国风”的标志。这一时期，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城市经济已然先行一步，从江南开始，“中国风”下南洋，下西洋，风靡欧洲，欧洲的回应亦来了——“西洋潮”！欧帆东渡，“到中国去”，开启大航海时代，还有西学东渐，来与中国思想“会通”。

中西“会通”，徐光启和利玛窦开了一个好头，他们合译的《几何原本》堪为代表。他们以此证明“孔耶同源，耶儒合流”，而且“知行合一”，各自都将自己的身份“会通”了，利玛窦以传教士穿戴儒生衣冠，徐光启以儒生而为基督徒，此二人者，惺惺相惜，哪有什么“文明的冲突”？有的只是“中西合璧”。

如果说“中国风”吹拂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涟漪，那么“西洋潮”则激荡了中国第三次文艺复兴运动的波澜，中西会通，中西合璧，中体西用，成为了这场全球化运动的三个关键词。

它们不但表达了运动本身的逻辑——由“会通”而“合璧”，由“合璧”而分“体用”，而且反映了运动的阶段性诉求，从晚明西学东渐中，徐光启提出“中西会通”，到清初朴学兴起，阮元立宗旨“实事求是，中西合璧”，至晚清，张之洞基于朴学，而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遂以“实事求是”立“中体”，以“中西合璧”求“西用”，其学术与政治，一并指向了“君主立宪”。

故其所谓，不离王朝中国，仍以“君主”为“中体”，而其所指“西用”者，则从洋务运动出发通往“立宪”之路。

然其时也，共和方至，民主当立，湘乡南皮诸公，虽得风气先，但其欲以“西用”挽狂澜于既倒，救国朝于当下危倾中，故仍以“君主”为本，奉为国体，以法治为用，尊为国用。

但他们都忘了一点，那就是一代王朝的“君主”，从来就非“中体”，充其量只能做个“中用”，何以言之？曰：所谓“中体”者，乃以文化中国为“体”，所谓“中用”者，则以一代王朝为“用”，如此安排，便基于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结合的初心。

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结合，其意识形态的自觉，始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际的革命，不光以武王伐纣，行改朝换代，还有周公“制礼作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艺复兴。

数百年后，孔子又“梦见周公”，表示“吾从周”，往周人的礼乐规范中，注入其仁义的精神，继《诗》《书》之后，自作《春秋》，以天子纪年，以王道著史，不但于历史进程中发明王道原则，且于当时国际关系中确立《周礼》准则，这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周公以国体，孔子以个体，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文明的样式，那就是使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一体化的“周孔之教”。

秦汉之际，秦以“皇帝”立国，行中央集权制，故其仅知有王朝中国，而不认同于王朝中国外还有文化中国在，遂以“君道同体”和“天王合一”建制，加以“法术势”并用，就如同秦以“统一”兼并六国那样，还要以“大一统”兼并文化中国。

秦之夭亡，亡就亡在，其欲以王朝中国兼并文化中国，忘了中国根本在于文化，如若文化不存，则国将焉附？

曰“得民心者得天下”，然其所谓“民心”者，何也？岂非人民之认同乎！不得“民心”，没有人民认同，国家就会解体，所谓“认同”，其来有三：曰血缘认同，此为世袭制来源；曰权力认同，此为君主制来源；曰文化认同，此为“民心”之来源。

前二者，立定王朝根本，但这不够，还要有文化中国的“民心”来撑腰，一代王朝能否确立，“民心”最重要，而所谓“民心”者，则以其文化认同自成一国，我们叫它“文化中国”。

汉初，刘邦自诩“马上得天下”，陆贾怼之以“诗书治天下”，凸显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是王朝中国立场，后者是文化中国立场，一代王朝，安然与否，便取决于两种立场的协调，陆贾《新论》一出，刘邦祭孔，开了汉初文艺复兴的一个好头。

汉家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成果，便是太史公和他的《史记》，其悲惨命运，也带有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冲突的印记，太史公写史，是为文化中国写史，而非为一代汉朝。

我们因此才能听到两千年前中国农民发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这一声呐喊，颁发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颠扑不破的“民心”的律令，居然撼动了一代王朝，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宏大叙事，提供了“第一个”此言不虚的历史的注脚。

此外，还有《刺客列传》，风尘下，草莽中，古道边，听从“民心”的律令，朝着暴政和强权，发出致命一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狂飙我民族之血性，普世以中国的侠义精神。

更有《货殖列传》，两千年前的一篇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开篇就用老子，起了个“小国寡民”的话头，对一代王朝，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要求，放开权力支配经济的束缚，满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需求，让人民在人性好利的自发性中，开足追求财富的马力，由此而展开了一幅中国经济地理的蓝图，地大物博，为实现国民财富奠定了自然基础。

在文化中国的愿景里，要减少国家干预，理想的状态是，让国家“无为而治”，而这一点，被当代的哈耶克发现了，据说，他在与凯恩斯的辩论中，就引用了老子说的“我清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以自发性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性原理。

太史公与哈耶克，彼此间，虽然隔着东方西方，隔了两千多年，但他们的思想却那么有缘，有缘千年来相会，此刻，让我们重启太史公之灵于当下，来与那自由的灵魂哈耶克相会。

接下来，不妨打开文化中国的历史版图，来看纵横其中的三种力量：其一农民起义的力量，与儒家革命相结合，形成了改朝换代的历史道路；其二刺客的力量，江湖一声吼，开辟了中国侠义精神的道场，奔腾着替天行道与民族救亡的力量；其三商业的力量，基于人性好利，推动文化中国生长，成长为全球化的力量，丝绸之路，白银时代，还有工业革命前那资本主义的萌芽呀！

一代王朝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其与这三种力量的此消彼长，若能与之互动，形成合力，就能开启王朝盛世，如若内卷，且与之冲突，衰落就开始了，于是乎，改朝换代便接踵而来。

太史公：文化个体性的历史版图

还有一种更为深邃的力量，便是先知的力量，经由文化的个体性而开显，我们读《太史公自序》，便深感于此，太史公以之成就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启了他从文化的个体性到文化中国的命运历程。

太史公以其文化个体性对抗“今上”，在王朝中国里，他的自由意志，被“今上”——汉武帝无情的“阉割”了。

可在他的“域中”——《史记》里，他才是自立的王者，不可一世的“今上”，在其笔下，也被他“去势”了，史官文化里常见的诸如“雄才大略”之类的雄性激素式的表达不见了，有的只是关于天子“游仙”的滑稽，皇帝“封禅”的猥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今上”开疆拓土扩展了汉家天下的版图，太史公也继周公、孔子之后，进一步扩大了文化中国的历史版图，周、孔二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太史公以《五帝本纪》更进一步，“祖述”至炎、黄二帝，还建立了一个有关“炎黄子孙”的谱系，为文化中国提供了“文化认同”的依据。

汉人都说，孔子著《春秋》，是为汉家立法，太史公当然也这么认为，但他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在政治上，更倾向于“黄老之治”，而非“独尊儒术”。他也尊孔，却把儒家与其他各家置于同等地位，其《论六家要旨》言“六家”各有其用，不可偏废，与“罢黜百家”可谓针锋相对。然而他却是孔子的拥趸，一位真正的追随者，表现为尊孔不尊儒，继《春秋》而作《史记》。

他从孔子那里，“取法”了什么？乍一看，似乎没什么，观其体例，《春秋》是编年体，《史记》为纪传体，各有各体，与孔子无关，观其内容，亦与《春秋》迥异，各有其内在价值。

《春秋》是中心化写作，要突出中心思想——王，其宗旨，即所谓“春秋大义”，也就是“尊王攘夷”，所谓“春秋笔法”，不过基于王道的“褒贬”二字。而《史记》的写法，是去中心的，从《五帝本纪》到《今上本纪》，有哪一个王朝是中心？

其于当朝，从痞子高祖到霸道今上，他都不以为然，将目光转向历史幽暗处，去发现社会底层农民的抱负，去寻找隐于江湖市井的刺客的侠义之光，去欣赏熙熙攘攘的商贾经营天下的人性飞扬，与其赞美一代帝王厚黑学的成功，他宁可去追捧掀天揭地率性而败的英雄，与“克己复礼”的“春秋笔法”不同，“史记笔法”向我们展开了一道自由平等、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长虹。

从英雄“胯下”受辱到“今上”封天禅地，可谓极尽其态，从鸿门宴上小人逃逸到乌江边英雄自刎，在历史的天平上，孰轻孰重？不以等级论高低，故以农民与圣人同框，陈涉与孔子并列为世家，不以成败论英雄，故以刘邦与项羽共立于本纪。

看似如此不同，但有一点灵犀，从《春秋》直透《史记》，那就是史家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孔子以一介布衣指点王权，以王道为王立法，终于成为了文化中国的“素王”，此为太史公所追随者，但他的《史记》，并未使他成为可为“万世法”的“素王”，而是成为了堪为千古一叹的“史家之绝唱”的“项羽”。

项羽之后，再无项羽，《史记》之后，再无《史记》。史官文化中的史家，都去为王朝写史了，以《资治通鉴》为代表，为帝王提供“资治”，“春秋大义”不明，《史记》遂成绝学。

两千年前，太史公继《春秋》而作《史记》，两千年后，今有我辈，愿以毕生继《史记》而以文化中国写史，不但以文化中国立场来写中国史，而且要用文化中国来写一部世界史。

今天，我们重读《春秋》，《春秋》是一部国别史，反映了孔子的世界观，而《史记》则更是一部以文化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凡其视野所及，皆囊括于笔下，观其为匈奴、大宛诸国立传可知也。当今之世，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自大航海以来，拍打了中国三百来年，大浪淘沙，淘汰了列强，一代又一代，其时船坚炮利者，而今安在哉？唯我中华，依然屹立于世界。

三百年的抗战，背后有着三千年的文明底蕴，三千年的底蕴，包含了五千年来以中国先民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终极理想，“天下为公，人类大同”，成为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展其文明的力量，在全球史的新生代重构中，让文化中国开讲。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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