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阴影下的贪腐新战场，当挖矿沦为权力变现的黑色通道

从“代码”到“赃款”：虚拟货币挖矿如何成为贪腐工具？

2023年,某市水利局原局长李某因受贿案被查处，办案人员在其办公电脑中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文件夹：里面不是项目合同，而是多个虚拟货币“挖矿”平台的操作记录，以及通过“挖矿”收受他人“好处”的转账流水，这一案件揭开了贪腐与虚拟货币挖矿结合的新黑幕——当传统贪腐渠道因监管收紧而受限时，部分公职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更具隐蔽性的虚拟货币领域，让“挖矿”从技术行为异化为权力变现的“洗钱器”。

虚拟货币挖矿,本质是通过计算机算力竞争记账权并获得加密货币奖励的过程，其匿名性、跨境性、去中心化等特点，恰好为贪腐提供了“完美掩护”：赃款可通过“挖矿”行为包装成“合法收益”，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虚拟货币的匿名转账特性，让资金流向难以追踪，相较于银行转账、房产交易等传统方式，更难被监管机构察觉，近年来，多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案例显示，贪腐分子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审批、资源调配中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的不再是现金、房产，而是“定制化”的虚拟货币“挖矿服务”——比如要求行贿人提供“矿机”、代为操作“挖矿”，或直接通过虚拟货币钱包收受“好处费”。

贪腐与挖矿的“黑色共生”：链条、手法与危害

贪腐与虚拟货币挖矿的结合,已形成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权力寻租→资源置换→挖矿变现→资金漂白，具体而言，贪腐分子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权力变现：

其一,“矿权”贿赂，行贿人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贪腐分子提供“矿机”（挖矿设备）、电力（部分地区对挖矿有电价优惠）、甚至“矿场”（集中挖矿场所），通过让渡挖矿收益实现利益输送，某能源局干部在审批光伏项目时，暗中要求企业方“赞助”其家庭“挖矿”所需的电力，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取挖矿能源，变相受贿。

其二,“代挖”洗钱，贪腐分子不直接操作挖矿，而是将赃款交由行贿人或第三方“代挖”，通过虚拟货币的增值实现“钱生钱”，这种方式既避免了直接持有赃款的风险，又可通过虚拟货币价格的波动掩盖行贿金额，某国企高管案中，其通过下属购买价值数百万元的“矿机”，约定收益归自己所有，仅一年时间就通过虚拟货币变现获利超千万元，最终被认定为受贿所得。

其三,“空投”分红，部分新型虚拟货币项目通过“空投”（向特定用户免费发放代币）吸引投资者，贪腐分子则利用职权获取“空投资格”，再将代币在二级市场变现，这种方式的隐蔽性更强，因为“空投”常被包装成“投资收益”，难以与传统贿赂行为直接关联。

这种新型贪腐模式的危害远超传统方式：加剧权力腐败的隐蔽性，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让资金交易不留痕迹，传统“查银行流水、核资产”的手段难以奏效，增加了监察取证难度；冲击金融监管秩序，贪腐资金涌入挖矿领域，推高了虚拟货币市场的投机泡沫，同时可能伴随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活动；损害公共利益，部分地区为吸引“挖矿”项目，会违规提供土地、电力等资源，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贪腐分子在其中谋取私利，进一步侵蚀社会公平。

监管与博弈：如何铲除“数字贪腐”的土壤？

面对虚拟货币挖矿与贪腐的新变种,监管与打击已刻不容缓，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严禁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展相关业务，这一政策从源头上切断了虚拟货币与金融系统的连接，但贪腐分子仍通过“地下挖矿”“跨境转移”等方式规避监管。

对此,需构建“技术 制度 法律”的三维防控体系：技术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监测异常算力聚集、大额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建立公职人员虚拟货币账户“负面清单”；制度上，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将虚拟货币纳入申报范围，同时加强对挖矿设备、电力等资源的监管，严防公共资源被滥用；法律上，明确虚拟货币挖矿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参考《刑法》中关于洗钱、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规定，对通过虚拟货币转移赃款的行为从重处罚。

更重要的是,需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从李某、某高管等案件的共性来看，贪腐分子之所以能利用挖矿变现，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只有通过政务公开、透明化决策，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才能让“数字贪腐”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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