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挖矿整治为何步履维艰？多重挑战下的治理困境

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及其“挖矿”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由于其高能耗、金融风险以及对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明确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整治对象，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予以遏制，在实际整治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反而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使得整治效果大打折扣，步履维艰。

挖矿活动本身的隐蔽性与流动性，增加了监管与发现的难度

虚拟货币挖矿的核心是利用计算机硬件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个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为了逃避监管，挖矿行为往往呈现出高度的隐蔽性和流动性。

1. “地下”与“跨境”并行：许多挖矿行为从明面转向地下，利用居民住宅、废弃厂房、偏远山区甚至数据中心作为据点，并通过改造用电设备、降低噪音等方式掩盖，更有甚者，将服务器转移至海外监管宽松的地区，形成“境内挖矿、境外结算”的链条，给国内监管带来极大困难。
2. “乔装打扮”与“技术规避”：部分挖矿者会将自己的算力接入一些看似合法的“云算力平台”或“分布式计算项目”，打着区块链技术应用、大数据处理的幌子，混淆视听，利用P2P（点对点）网络、代理服务器等技术手段，隐藏真实IP地址和交易流向，进一步增加了追踪和取证的难度。

利益驱动下的“地下经济”链条，催生规避监管的强大动力

虚拟货币挖矿的高额利润是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暴利的诱惑下，形成了从硬件采购、电力供应、场地租赁到矿机运维、币值变现的完整“地下经济”链条，各环节参与者具有较强的逐利性和规避监管的动机。

1. 地方保护主义与既得利益者：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或电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挖矿产业曾一度被视为拉动当地经济、增加就业的“香饽饽”，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税收和GDP，对挖矿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支持，给中央政策的统一执行带来阻力，一些既得利益者会想方设法通过权力寻租或利益输送，为挖矿活动提供庇护。
2. 个人参与者的“逐梦心态”：除了大型矿场，还有大量个人投资者被“一夜暴富”的神话吸引，投入积蓄购买矿机进行“家庭挖矿”或“小规模合伙挖矿”，这部分参与者数量庞大、分散，且往往抱有侥幸心理，监管难度极大，容易“春风吹又生”。

技术迭代迅速，监管手段面临持续升级的压力

虚拟货币挖矿技术本身也在不断迭代升级,这对监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算力集中与专业化：早期个人挖矿逐渐被专业化、规模化的矿场取代，算力越来越集中，且矿机性能不断提升，能耗问题愈发突出，监管需要实时掌握这些大型矿场的动态，但技术监测手段往往滞后于挖矿技术的发展。
2. 新型挖矿模式的出现：除了传统的POW（工作量证明）挖矿，一些基于POS（权益证明）或其他共识机制的新型“挖矿”（或称“质押”）模式也开始出现，其监管逻辑和风险点与传统挖矿有所不同，需要监管层不断学习和适应，更新监管框架。

全球协同治理不足，跨境监管合作存在壁垒

虚拟货币具有全球性、无国界的特点，单个国家的整治效果往往会被其他地区的宽松政策所抵消。

1. 各国政策差异：全球各国对于虚拟货币挖矿的态度和政策不一，有的国家明令禁止，有的国家则持相对开放或默许态度，这种“监管洼地”现象导致挖矿活动容易向政策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形成“打地鼠”式的整治困境。
2. 跨境执法困难：由于涉及司法管辖权、数据共享、情报交换等问题，各国之间在虚拟货币挖矿的跨境监管合作方面存在诸多壁垒，一旦挖矿活动转移至境外，国内监管部门的执法效力便大打折扣。

综合治理体系尚不完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

虚拟货币挖矿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协同、多措并举，但目前综合治理体系仍有待完善。

1. 部门协调与信息共享：整治挖矿涉及金融、能源、工信、公安、网信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若缺乏高效的协调机制和充分的信息共享，容易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现象。
2. “疏堵结合”有待深化：当前整治工作多以“堵”为主，即禁止和取缔，但对于如何引导相关产业（如区块链技术本身）健康发展，如何为转型企业提供支持，如何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虚拟货币风险等方面的“疏”导措施相对不足，导致整治效果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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